社会企业家精神是解决现今社会问题领域中最富魅力的一个字眼，它甚至被用进了奥巴马新政之中。奥巴马总统详熟该词，并接受了第一家培养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基金。 

　　问题的关键并非在于社会企业家精神是否具有经济效益，重要是的它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驱使我对社会企业家精神进行了为期三年的研究调查，该调查获得了斯科尔基金会（Skoll Foundation）和考夫曼基金会（Ewing Marion Kauffman Foundation）的赞助。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阿育王（Ashoka）的创始者兼CEO比尔 德雷顿（Bill Drayton）率先使用了“社会企业家精神”一词。从此，这个词便一直激励着无畏的社会变革，它们深深地冲击了解决社会痼疾（譬如说疾病、饥饿和贫困）的旧方法。就像商业企业家精神一样，社会企业家精神携卷着一股重塑社会的创意浪潮。尽管我们仍旧需要一些传统的社会服务，在经济动荡时期尤其如此，但社会企业家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改变导致服务需求的原动力。与处理社会困境不同的是，社会企业家希望能一并消除这些困境。 

　　尽管大众普遍认同对于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宽泛解释，在一些细节方面仍然有些歧义。一些观察家相信社会企业家本身便是变革的关键，与此同时其他人则认为理念、变革的机会或者提供能达到最大化效应帮助的组织更为重要。然而这四个元素中哪个优先？对于思谋变革、开创理念、加速其传播、足以产生一股创造性破坏潮流的持久影响，这四个元素哪个才是最重要的呢？ 

　　问题的答案主要取决于每个人对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假设。我个人对此类假设的探索旅程开始于我在2006年秋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重塑社会企业家精神’。在那篇文章中，我对社会企业家精神提出了一个涵盖面颇广的定义，这一定义承认了许多个人、团体及组织所作出的小贡献。 

新发现 

　　以下是四个我当初否定的假设，但现在我承认它们是正确的。 

　　1.社会企业家和其他取得卓越成就者不同。我当初并不认为社会企业家为社会企业进程带来了独特的动力和行为以及见解。我错误的认为他们转做社会企业家是因为社会企业中存在着与其他创新型企业相同的机会。我的调查与之前的设想大相径庭，社会企业家是真诚希望解决社会问题的，而不是偶然或环境因素做了社会企业家。他们对自己为攻克社会问题而做出决定非常了解，他们非常明白挑战社会现状的后果。我还发现社会企业家受持续的、几乎是不可动摇的乐观主义所驱使。他们之所以坚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真的认为即使有负面的阻挠，他们最终还是会成功的。这种乐观主义可能衍生为过度自信，但对于全心全意投入的社会企业家来说却是必须的。 

　　2.社会企业家的理念都是伟大的。通过我的研究，我发现最伟大的理念都是从小处着手。扩大影响，最终破坏社会的旧有平衡。因此尽管社会企业家应该为小变革而庆祝，他们应该计划尽可能的扩大这些变革的影响。同样的，当小规模的理念有潜力时，资助者应该进行投资来传播这些理念。当大规模的理念得到充分证明时，资助者应该提供资助使其壮大。如今，大部分的社会企业着眼于想像、创造和实施。但最终的影响需要不断的扩大影响，传播理念和持续施压，以及杜克大学教授J.Gregory Dees提出的生态系统变革。 

　　3.大变革的机会是一波一波到来的。我当初认为大变革的时机总是成熟的。但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社会企业的机会是出现在特定的时机或历史上的某段时期。在这些时期，大众的智慧减弱，暴露出对解决不平等等社会问题无能为力的社会现状。如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新的时机，这个时机吸引了资助者进入了社会企业的领域。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这些时机会持续多久，几年？十年？甚至更多？但至少我们可以确定这些时机